在众多陶寺文物中，有一件小小的铜铃。这件铜铃于1983年出土于一处墓葬中，模样并不起眼，最宽2.7厘米，对角长约6厘米，做工也不精细，表面可见铸造的缺陷和气孔。

  但这个小小的铜铃却内含乾坤。通过化学分析发现，此件铜器的含铜量高达97.8 %，系用复合范铸造的红铜器。这说明4000多年以前，陶寺先民已经掌握了范铸工艺，从矿石中冶炼出较纯的铜，并可用铜液铸造器物。

  多数学者觉得，大约距今5000年前，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从西亚经中亚地区经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从考古发掘上看，早期青铜器基本上越靠西北出土的年代越早，与当时的中西亚器型就越一致。但这种实心小件器物的冷锻或铸造，与夏商周三代青铜范铸技术并无直接联系。

  “青铜器的范铸法是陶寺的独创发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范铸技术的出现，对夏商周青铜文明时代的开启具备极其重大作用，夏商周的青铜容器制造技术与陶寺的青铜器范铸技术是直接相关联的。

  距今4500年之后，进入龙山时代，我国甘青地区、黄河中游一带出现集中使用铜制品的区域，大多数都是小型工具类，如铜刀、铜锥等，铸造技术基本为锻制成型。早期的制铜技术还未形成成熟的体系，铜器合金比较多样，包括红铜、黄铜，以及含砷、锡、铅等元素的铜器。

  陶寺文化距今4300年至3900年，处在“铜石并用”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陶寺在时间上正处于以礼容器为特征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前夜，也有学者觉得龙山时代的中原已确定进入青铜时代；空间上，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而陶寺所处的晋西南，本身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有理由相信，陶寺一定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这件陶寺铜铃，横断面为菱形，口部对角长6.3厘米、宽2.7厘米，顶部对角长5.2厘米、宽 2.1厘米，通高2.65厘米，器壁平均厚0.28厘米；顶部中央略偏一侧有一小圆孔，孔径约0.25厘米，推测可能用于安置铃舌。这件铜铃与陶寺遗址出土的陶铃在造型上基本一致，显而易见，两者具有传承的延续性，铜铃的发展是在陶铃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

  “青铜制造技术传入之后，与那时候中华先民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技术相结合，就形成了泥范铸造技术，用于青铜容器制作。”王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陶寺的铜铃形体还很小，发展到二里头时期，形体就大了很多；而到了商代，制作技术已相当高超，铜铃分化和演变出铜铙，铜铙已经具有多个音阶；到西周之后，出现编钟、编磬，后来的曾侯乙编钟可以说是其中的技术顶峰。

  在陶寺墓葬中，有石磬、土鼓和鼍鼓组成的乐器组合，作为“王”死后的随葬品埋入墓中，具备礼仪乐器的功能。礼乐制度在陶寺文化社会中明显已形成。虽然陶寺大墓礼器群中不见铜制品，但铜铃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

  发掘者和音乐史专家觉得，陶寺铜铃的出现，“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夏商周）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陶寺铜铃的另一层意义，是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这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由此也即将拉开序幕。

  “陶寺文明吸收其他文化先进因素，创造性地使用复合范铸铜器，如铜铃、铜齿轮形器等，开夏商周三代辉煌的青铜铸造技术之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告诉《中国报道》记者，陶寺目前已经出土7件青铜器。

  陶寺铜铃的制作，必须要用模型制成内范和外范，将内范和外范结合在一起形成空腔，再将熔化的铜液倒入空腔，待冷却之后脱范成完整的器物。在陶寺遗址中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夯土中，还出土了一件砷青铜容器的口沿残片，同样采用了复合范的铸造工艺。这些发现有力证明，陶寺已经比较广泛地应用复合范铸造青铜容器了。

  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先民们在熔铸红铜制作器皿时，或许因为某些偶然的因素，发现红铜里掺入锡、铅等能增加硬度，由此形成的铜合金显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但这些金灿灿的器物，在氧化后则变成绿色的碱式碳酸铜，成为庄重深邃的青绿色，由此被称为“青铜”。

  到了具有王朝气象的二里头时期，宫城南部手工业作坊区中，就有专门的冶铜作坊。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出现我国最早的青铜礼容器——铜爵，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已经初步形成青铜礼器组合，如鼎、斝、盉、爵等。传说中更早一些的时候，夏朝的创立者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二里头出土的网格纹铜鼎，号称“华夏第一鼎”。这只鼎如今看来其貌不扬，其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但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且仅此一件，可以称为后世所有铜鼎的鼻祖。

  “青铜容器和权力相联系，成为权贵的礼器，也成为王权统治的方式。”王巍表示，“尤其是商代，商王朝的青铜礼器影响广泛，在广阔区域出土，表明商王朝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更强的引领作用。冶金术的传播，是中原王朝对周围施加影响的重要方法。应该也是在商代，冶金术，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也许是通过长江中游，传到了三星堆。”

  在继承夏商礼制的基础上，周王朝完善了礼制体系，形成了以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差别构成的器用礼制，形成更系统的文化体系和政治秩序，进一步强化了夏商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